由于地缘政治变化和 BEPS 2.0（支柱二） 下的全球税务改革，跨国集团重新评估亚洲总部战略，香港的价值主张并未减弱，而是不断发展，并在某些方面得到加强。
香港并未仅仅依赖于较低的名义税率，而是通过国内最低补足税将支柱二编入法典，在支柱二范围之外保留了其属地税制的简易性，并利用其在粤港澳大湾区 (GBA) 内的嵌入式作用。这种结合在 CEPA 下的服务市场准入、合规的跨境数据流动以及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方面提供了切实可用的优势。
再加上深厚的金融互联互通、持续的人才流入以及完善的法治基础设施，这些特点使香港成为一个具有韧性和灵活性的区域总部平台。对于跨国集团而言，香港不仅提供连续性，而且在日益复杂的运营环境中提供战略选择，以管理中国和更广泛的亚太地区的供应链、资金、合规、数据运营和争议解决。
驾驭 BEPS 2.0：香港的实施及其对总部规划的意义
发生了什么变化
香港于 2025 年 6 月 6 日颁布了《2025 年税务（修订）（跨国企业集团最低税率）条例》。该法例引入了香港最低补足税 (HKMTT)，这是一项符合条件的国内最低补足税，以及收入纳入规则 (IIR)，两者均适用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对利润不足税规则 (UTPR) 的实施已推迟以作进一步研究。
为何重要
- HKMTT 使香港有权优先对范围内的集团（收入 ≥ 7.5 亿欧元）征收补足税，从而防止其他司法管辖区对实际税率低于 15% 的香港实体征税。这保护了征税权并减少了泄漏。
- 香港的最低税收制度与 OECD 全球反税基侵蚀 (GloBE) 规则密切相关，从而实现全球一致的准备金和控制；安全港（例如，CbCR 过渡期）和管理门户网站可用于合规。
- UTPR 的较晚启动降低了香港实体集团的近期复杂性，同时为完善治理安排和运营模式提供了更多时间。
总部的战略要点
对于实施支柱二的大型跨国集团而言，香港仍然是区域总部的一个可预测且行政上连贯的地点。国内补足税——通过设计——避免将税收让给其他国家，而属地来源原则继续适用于支柱二之外，为非范围内的集团和 GloBE 规则未涵盖的活动保留了长期以来的简易性。
BEPS 以外的税务基本要素：简易性、属地性和实质性
即使对于大型集团实施支柱二，香港仍然保留清晰、简单的税收制度：属地制度、两级利得税（首 200 万港元为 8.25%；此后公司为 16.5%）以及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基础的简化合规。
对境外收入豁免 (FSIE) 制度的完善（自 2023/2024 年起）通过将境外来源的被动收入豁免与经济实质联系起来，符合国际标准——这是一项有意识的举措，旨在与 OECD 保持一致，同时又不放弃属地性。
对于监督区域运营的总部而言，属地性对于实际运营结构仍然非常强大：真正产生于境外的利润通常不会在当地征税（受 FSIE 和支柱二覆盖的约束），从而降低了跨境商业模式的复杂性，并使香港成为一个实用的控制塔。
粤港澳大湾区效应：您可以实际使用的运营协同效应
虽然许多城市将自己定位为区域中心，但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 (GBA) 内的一体化以运营而非愿景为特征。对于区域总部而言，三个政策领域可提供直接和实际的效用。
CEPA 服务自由化——更深入的市场准入和法律灵活性
《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自推出以来已逐步扩大。《服务贸易协议》（“修订协议二”）的第二次修订于2025 年 3 月 1 日实施，在包括金融服务、建筑、测试和认证、电信、电影和电视以及旅游等行业引入了新的自由化措施。这些修订放宽了合格的香港服务提供商的股权上限、业务范围限制和资格要求。
与总部职能特别相关的是，某些 CEPA 措施允许香港投资的企业采用香港法律和在特定情况下选择香港仲裁。这种程度的法律可移植性减少了中国内地合资企业和跨境项目的摩擦。
具体在电信行业，CEPA 措施便利了香港供应商的特定活动，例如全球电话服务卡的发行、基于合同提供的某些服务。这些行业层面的让步表明，CEPA 自由化是在实际、细化的层面上运作，而不是作为一般的政策声明。
跨境数据流动：日常运营的合规途径
数据管理是现代总部运营的核心。《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跨境流动个人信息的大湾区标准合同》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宣布，并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扩大到试点安排之外，创建了一条自愿途径来转移个人信息，而没有在国家标准合同条款框架中看到的数量阈值，并且简化了备案——前提是限制了 GBA 以外的后续转移。对于许多银行、金融科技、医疗保健和消费者平台而言，这使得日常的中国内地-香港数据流动在物质上更可行和可审计。
法律分析和监管指导证实，GBA 标准合同与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机制和香港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实践并存。因此，它提供了一种 GBA 特定的解决方案，在降低合规负担的同时，保持了公认的数据保护标准。
判决互认：跨界可执行性
自 2024 年 1 月 29 日起，香港和中国内地法院已相互承认和执行广泛的民商事判决，包括某些知识产权事项和非金钱救济。 当事人不再需要在跨境重新提起诉讼；相反，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在另一司法管辖区注册和执行判决。
对于管理中国内地交易对手和资产的区域总部而言，这大大降低了法律风险、成本和不确定性——并且与典型的国际安排相比，具有非同寻常的全面性。
律政司澄清说，判决不是自动的：债权人必须申请注册和执行，并且法院不交换案件详情——从而维护了正当程序和当事人自主权。
金融互联互通：离岸人民币、债券通回购和资本市场深度
香港的金融角色不仅仅是声誉；它还受到跨国财务主管可以使用的功能性市场基础设施的支持。于 2025 年 2 月 10 日推出的离岸人民币回购安排允许北向债券通投资者使用中国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 (CIBM) 债券作为香港熟悉市场标准（GMRA/NAFMII）下人民币回购的抵押品，并通过中央结算系统 (CMU) 进行结算。香港银行的早期交易显示了市场的接受程度；2025 年 8 月宣布的增强功能进一步实现了再抵押和多币种结算（港元、美元、欧元）——扩大了财务主管的流动性工具。
这些措施加深了香港作为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与更广泛的股票通/债券通联系相一致，并加强了总部为中国内地和全球运营提供资金、对冲和管理流动性的能力。
人才和总部生态系统：规模、流入、支持
区域总部只有在其人才库强大时才能强大。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 (TTPS) 和自 2022 年底推出的相关入境计划已导致大量人才流入。政府和立法会披露的信息表明，到 2024 年底，已批准约 92,000 份申请，其中约 75,000 人已进入香港。调查数据显示，月收入中位数约为 50,000 港元，主要集中在与金融、创新和科技以及专业服务领域总部职能相关的管理和专业职位。
香港投资推广署最近的业绩突出了 2023 年至 2025 年上半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总部设立/扩张的情况，其中金融科技、I&T 和家族办公室表现突出——这证明尽管存在地缘政治噪音，但公司仍在继续将团队扎根于该城市。更广泛的竞争力排名（《世界竞争力年鉴》2025 年；GFCI 2025 年 3 月；弗雷泽研究所 EFW 2025 年）显示，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中名列前三，并在经济自由度方面排名第一，从而加强了运营环境的开放性和规则一致性。
治理和法律：普通法可预测性、仲裁、知识产权
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健全的法院和一流的仲裁机构（例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是众所周知的。更具运营相关性的是 CEPA 的法律选择和香港仲裁便利化如何与判决承认制度相交，从而为总部提供与中国内地相关的合同的端到端法律确定性：根据香港法律进行谈判，在香港进行仲裁，并在边界上执行结果。
对于知识产权密集型集团而言，跨境承认范围内包含某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判决也至关重要。它降低了执行的不确定性，并可能减少在两个司法管辖区主张或保护权利时重复采取行动的需要。
正面应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任何区域总部决策都不能明智地忽视地缘政治风险。虽然2025 年美国关于香港的投资环境声明强调了向新的监管均衡过渡——特别是关于更新的数据和机构框架——但它重申香港仍然是一个高度可访问的市场。
对于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而言，实际问题是是否存在运营缓解措施。就此而言，香港提供了一套可用的缓解措施：
- 为合规的跨境数据流动提供明确途径的 GBA 机制；
- 支持更可行的合同和争议安排的 CEPA 条款；
- 提高可执行性的判决互认；
- 用于资金运营的成熟人民币流动性和市场基础设施。
- 属地税收纪律，其中征税权通过参考来源应用，并在 GloBE 规则之外明确界定。
总而言之，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将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转化为可管理、有记录的风险参数——同时保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和全球金融互联互通的渠道。
总结：为何香港是 BEPS 2.0 下一个适合的区域总部
总而言之，前面的要素表明，区域总部的提议旨在在当今的监管和地缘政治约束下运作，而不是不顾这些约束。香港作为区域总部的相关性不在于任何单一的政策措施，而在于其税务、法律、数据、金融和人才框架如何在 BEPS 2.0 约束下相互作用。
在全球最低税收合规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结构性中断。
对于范围内的跨国企业，香港的支柱二 HKMTT/IIR 提供了可预测的合规性，并避免将补足税让给海外。对于非范围内的运营，属地性和 FSIE 提供了简易性和清晰度，使总部可以专注于业务，而不是不断进行税务重新调整。这种结合使得在不强制全面重新设计亚太运营模式的情况下，能够遵守全球最低税收规则。
中国内地的市场准入和合同灵活性。
CEPA 的服务自由化，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应用香港法律和香港仲裁的能力，改善了面向中国内地的投资和合资企业的治理。对于区域总部而言，其价值不在于正式的市场准入，而在于通过更清晰的合同和争议解决安排来构建、管理和退出与中国相关的项目。
实际移动的数据运营。
GBA 标准合同为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九个 GBA 城市之间转移个人信息提供了一种已编纂且相称的机制。对于监督集团范围系统的总部（例如客户管理、人力资源、支付和分析），这在保持符合不断发展的数据保护要求的同时，保持了运营的连续性。
跨界可执行性。
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包括某些非金钱命令，为拥有跨境资产和交易对手的总部创造了现实的补救措施，从而降低了平行诉讼的风险。
深厚的资本市场和人民币流动性。
使用北向债券通抵押品的离岸人民币回购安排，以及已建立的互联互通计划，使香港成为中国相关集团的实用资金中心。国际认可的文档、结算基础设施和多币种选项的可用性以全球资金团队熟悉的方式支持流动性、资金和抵押品管理。
人才规模和速度。
签证计划已带来了数万名高技能专业人士和家庭，从而改善了总部职能的招聘人才库。当与政府的便利化和特定行业的支持相结合时，这降低了建立和扩大区域团队的执行风险。
国际排名和竞争力。
香港在国际竞争力和金融中心排名中持续保持强劲表现，反映了结构性属性——开放的市场、监管一致性和金融深度——而不是短期的政策激励。对于评估持久性而非势头的董事会而言，这些基本要素仍然至关重要。
实际总部用例
以下用例说明了跨国集团如何在实践中应用香港的政策和基础设施框架：
区域资金和流动性管理
- 通过香港的离岸回购（repo）安排维持人民币流动性，使用通过北向债券通持有的在岸债券作为抵押品。资金、对冲和结算可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中央结算系统以多种货币进行管理，该系统为债务证券提供清算、结算和托管；
- 在总部层面集中 BEPS 2.0（支柱二）的准备金和报告，同时继续将香港的属地税制应用于非 GloBE 活动。
跨境数字服务中心
- 将数据和运营职能设在香港，并使用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合同机制与中国内地九个 GBA 城市转移个人信息，用于客户支持、支付处理和数据分析，而不会触发更广泛的中国内地数据转移制度下适用的国家数据量阈值。
中国市场治理和争议策略
- 利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下的准入，在放宽的限制下建立中国内地实体；
- 根据香港法律构建商业合同；
- 选择香港仲裁，并依靠判决互认和执行来保护边界两侧的资产和合同权利。
人才聚集
- 使用根据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和相关计划录取的入境者来配备区域总部职能；
- 协调由香港投资推广署和相关特定行业计划支持的家族办公室或创新和技术举措。
结论：实践中的总部韧性
区域总部选址的适宜性不再由单一优势定义。它取决于税务、数据、法律、金融和人才领域的基础框架是否得到充分发展，以在监管和地缘政治压力下运作。香港最近的改革及其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在实践中解决了这些要求：
- 一个已准备好支柱二的司法管辖区，仍然保留属地清晰度；
- CEPA 提供行业层面的自由化和法律可移植性；
- 实现合规和常规跨境数据传输的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合同机制；
- 用于实际跨境补救措施的判决互认；
- 用于资金复杂性的人民币流动性和互联互通基础设施；
- 支持规模化的人才流入和竞争力地位。
对于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管理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区域总部而言，香港提供了运营上的降低风险和战略选择——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已编纂的、已经生效的机制中。